蒙草生态王召明：聚力培育特色种业 大数据赋能生态保护

本篇文章2655字，读完约7分钟

草蜢生态董事长汪兆铭

草蜢生态汪兆铭:

着力培育特色种业、大数据授权和生态保护

记者王子林编辑吴正毅

你有没有想过，被内蒙古人民称为“万亩草原”的呼和浩特市草原，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几年前实际上是一片覆盖着沙砾的不毛之地？你能相信从林芝到拉萨的318国道和风景如画的西藏高速公路最初是什么都不生长的悬崖吗？你知道吗，以前的科尔沁“沙海”已经变成了一片片“碧海”…

生态环境变化的背后是社会各界重视生态环境、迎难而上、齐心协力的结果。全国政协委员、草蜢生态董事长汪兆铭在接受《上海证券报》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生态治理已经初见成效，但在绿色经济的背后，更需要“特色种业”资源。

为了保护珍贵而有特色的种质资源，十多年来，蒙古草生态学一直被用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测量。无论是少雨少风的沙漠地带，无人踏足的深草原，大火后重生的森林，陡峭的山坡，所有能找到优质乡土植物和草籽的地方，都将留下蒙古草民勤劳的足迹。

寻找真正的种质资源

在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中，乡土植物和特色种业严重短缺。目前，90%以上的三类生态恢复物种、牧草物种和草坪物种仅依赖进口。什么是特色种业？汪兆铭告诉记者，具有地域特色的种质资源，包括道地的原生动物物种、药用植物和生态环境物种，可以称为特色种业。

“一边用水土养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有最适合生长的物种。”汪兆铭说，过去我们在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上“绕过了漫长的道路”，很多恢复项目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正是因为种植的物种不是100%适合当地地形的原生动物物种。然而，很难找到原生动物。由于人为破坏、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许多地方的原生动物濒临灭绝甚至灭绝。

“土壤沉积物浓度、盐和碱含量、微生物条件、温度、湿度、光照、气候、海拔...影响物种生长的生态变量极其复杂。”汪兆铭强调，每次气温变化一次，都会单独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外国学者在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进行的研究表明，当地大豆和玉米产量每上升一度，就会下降9%至13%。

“例如，对于林下草坪和道路绿化带，我们将选择抗旱和轻度耐荫草的组合；河岸和斜坡主要由根发达的多年生草本和灌木组成；对于不同程度的盐碱地，我们采用不同类型的植物进行修复。”汪兆铭解释说，应根据地貌特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最合适的物种。

20多年来，秉承“向自然学习”原则的蒙古人一直在寻找正宗的本土植物。目前，草蜢生态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其中包含了2.7万种中国植物数据和信息，种质资源库中保存了2000多种乡土植物种质资源、2000多种植物标本和40多万份土壤样品。“但这远远不够。”汪兆铭告诉记者，“仅内蒙古就有近3000种植物，我们迄今收集的种质资源还不到总数的一半。”

呼吁支持特色种业

作为内蒙古的本土企业，蒙古草业很早就意识到了乡土草种的重要性，但是采集和研究乡土草种却是一项极其漫长、枯燥和艰苦的工作。内蒙古地形由东向西长，由北向南窄，地形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植物种类繁多。各种植物的开花期和结果接种期不同，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困难。

“多年来，草蜢人几乎走遍了北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从内蒙古最东端的呼伦贝尔到最西端的阿拉善，再到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区。只要能找到优质的本地草籽，就有草蜢人踏足的痕迹。”但是，汪兆铭知道，光靠自己去研究和应用有特色的地方种业是远远不够的。

在今年的两会上，汪兆铭的建议集中在加强特色种业的保护和应用。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收集和培育特色种业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企业和科研机构，其中科研机构和部分高校已掌握了大量种业研究资金和品种成果。他希望在未来建立一个成果转移机制，并为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成果交流开辟渠道。

培育特色种业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引进和驯化野生种子，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育种，筛选出适应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抗旱、抗寒、耐瘠薄、耐盐碱等抗逆性强的乡土植物。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已有160多种植物被蒙古草驯化、繁育和推广。

不仅生态种，而且真正的原生动物种、药用植物种和饲料种都非常稀缺，因此保护原生动物种的种源迫在眉睫。作为“爱草人”，汪兆铭表示，为进一步探索和保护我国特色种业品种，希望监管部门加快特色种业品种的审批，加强对市场流通环节、知识产品和品种权的监管，提高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特色种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管理机制和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中国特色种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种业是一个需要长期科学研究和培育的过程。因此，种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国家需要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救命。”

建立生态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的应用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农业、畜牧业和生态建设中的应用却不多。”汪兆铭认为，生态建设和特色种业的发展需要大数据的应用思维。中国目前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技术非常成熟。从草蜢生态自己建立的数据平台来看，没有技术上的困难。

事实上，与汪兆铭有相同想法的同行不在少数，但行业间的壁垒已经成为一种障碍。以草蜢为例，该公司已经为内蒙古、西藏、青海、陕西等地建立了生态大数据平台，但南部地区的生态数据分散在其他企业手中。

基于此，汪兆铭希望政府能够率先开放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种质资源数据库，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国家生态大数据平台，并将“建立生态指数”写入环境法。他认为，生态大数据建设不仅是改造和提升农业、畜牧业和种植业等传统产业的必由之路，也关系到食品可追溯性和精准扶贫等重要领域。

"有了统一的数据口径，就有了国家级的生态指数标准."汪兆铭表示，通过大数据对水、土壤、空气、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关键生态环境进行定量统计，可以准确指导生态保护和恢复，科学指导产业布局，利用大数据实现“大生态”、“大产业”、“大民生”的互联互通。

“如果将大数据比作技术先锋，那么特色种业就是技术背后的物质保障。”汪兆铭说，特色种业是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要求最高但最薄弱的环节。他建议，具有“教育、再生产和推广”特色的种业企业应优先参与制度实施，并在科研、教育和再生产、政府采购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汪兆铭表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生态数据系统和当地草种的“选择、储存、研究、教育、繁殖和推广”系统，草地、沙漠、矿山、湿地和森林将得到更准确、更高效的修复和改善。各种类型地区的生态；突破农、林、牧等产业壁垒，扶持绿色传统产业，打造山、水、林、田、湖、草协调发展的生态示范区。

来源：时代品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