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郭树清、潘功胜重磅发声！中国不搞大水漫灌

本篇文章5879字，读完约15分钟

每年在陆家嘴论坛上，两个协会的领导人的发言都是亮点，今年依然是“干货”。

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两次会议的高级官员都发表了激烈的讲话，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和中国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发言来看，尽管自疫情爆发以来，许多海外国家出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冲击，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担心此类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后遗症。相反，在中国，我们仍将珍惜空的传统政策，并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搞洪水灌溉、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易纲:在疫情应对期，财政政策分阶段，总量适度

6月18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透露，自第二季度以来，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良好的复苏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将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预计人民币贷款将增加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将增加30多万亿元。但与此同时，疫情应对期的财政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因此应注意政策设计激励的兼容性，防范道德风险，注意政策的“后遗症”，使总量适度，并考虑提前及时退出政策工具。

会上，易纲介绍了今年以来，央行更加灵活适度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全力保护市场主体抗击疫病的情况。

首先，央行通过量化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供给，重点解决融资困难。上半年，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央行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融资再贴现额度提高1.8万亿元，推出小微企业支持计划，分阶段实施中小企业贷款本息延期偿还政策。

"上述综合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易纲表示，截至5月底，m2和社会融资增速分别为11.1%和12.5%，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自第二季度以来，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良好的复苏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将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预计人民币贷款将增加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将增加30多万亿元。

其次，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降，促进金融部门为企业创造合理利润，重点缓解融资难问题。易纲表示，今年以来，金融业为企业带来了利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了盈利。第二，直接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利润分享。第三，银行降低费用，赚取利润。通过以上三个方面，预计今年金融系统将为企业带来1.5万亿元的收益。

第三，加强银行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处置，可以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易纲表示，受疫情影响，银行不良贷款将会增加。因此，加强不良资产处置是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金融业承担实体经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实体经济的一种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易纲强调，疫情应对期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因此应注意政策设计激励的兼容性，防范道德风险，注意政策的“后遗症”，保持总量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此外，在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同时，央行实现了有效的货币和信贷增长。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十次下调RRR利率，释放了约8万亿元的流动性，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从15%降至9%左右。

易纲解释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后，商业银行可以独立使用的货币量相应增加，货币乘数也相应提高。一方面，RRR缩减的过程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上；另一方面，它通过发放更多贷款反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央行将通过增加再融资和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相应地“扩大范围”。央行的RRR降息和再融资增加是双重扩张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前者是收缩，而后者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扩张。

“近年来，中国央行的‘扩张表’和‘收缩表’在数量上大致相当，因此近年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在36万亿元左右，这与主要国际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机制不同。但是，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继续合理扩张，贷款保持快速增长，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易纲说。

郭树清:中国不会搞洪水灌溉、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面对各国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沟通与协调，尽可能共同努力增加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特别是，大型经济体应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溢出效应，并有意识地平衡内外影响。

郭树清说，当今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在制定和发布政策时，我们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协调，化解溢出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周边和全球不发达国家有很大影响。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在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该政策过于“内向”，可能会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并可能透支美元和美国信贷。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么多央行怎么能无限期地开始印刷钞票呢？”郭树清回过头问，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和欧洲都已经吸取了政府乱倒金属硬币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后人类遭受的多次灾难了。金融业的人不禁明白，发行空支票必须付出代价。

金融体系的弹性通常是经济强劲的表现，但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时，股市仍在向前跳跃和上涨。对此，郭树清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而空的这种扭曲令人瞩目。同时，虽然目前总体通胀不明显，但考虑到国际供应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要素成本将进一步上升，货币衍生机制发生变化，通胀也可能卷土重来。

此外，郭树清提出要考虑今后如何撤销大规模刺激政策。当你进入时，你在四面八方欢欣鼓舞，当你退出时，可能会非常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至今尚未完全消化。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所以我们需要为未来留有余地。”郭树清表示，各国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初始阶段，它起着很大的作用，其边际效用逐渐降低。目前，这种流行病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我们的生活共存。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在计划推出新的刺激措施。有人建议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为未来保留一定的政策空空间。中国珍视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泛滥，更不用说将赤字和负利率货币化了。

郭树清:计划推出六项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措施

郭树清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经营环境，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设计、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增加外商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深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稳定就业和保护企业为重点，做好“六保”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行。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并披露银监会近期计划推出六项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措施。

郭树清就如何做好“六保”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快恢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提出了五个方向。

第一，进一步鼓励银行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各级政府有责任和能力向银行机构提供区域经济和企业信息。相当多的企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暂时遇到困难，但它们有市场前景和良好的信用记录。银行和政府应积极协商确定救助方案，特别是要在做好应急融资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应努力实现金融与金融在多个层面的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银行应推出更多无担保、低利率的信贷产品，各级政府应通过财政利息补贴和担保补贴分担成本和损失。

第二，加强政策金融在反周期监管中的作用。今年，政策性银行安排的信贷规模比去年增加了近1万亿元，债券发行规模也将增加，可动用资金将大幅增加。此外，CDB和进出口银行安排了总计1000亿元的专项救助资金。新增1000多亿元次级贷款，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网上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政策性融资担保应扩大覆盖面，降低担保率，合理分担风险和损失。

第三，充分发挥保险独特的抗风险功能。扩大风险保障覆盖面，增加业务中断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产品供应，针对防疫减灾、农业和农村等薄弱环节，推出更多保险产品。保险机构应增加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保险资金的平均期限为13年。目前，保险资金余额近20万亿元，而投资公司债券余额仅为2.2万亿元，潜力巨大。可以用更多的资金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如电信、交通、新老基础设施等。

第四，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今年以来，债券和股票已经占到中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35.9%。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最近，中国保监会计划推出六项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措施:

一是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批准更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允许海外专业机构发起设立控股理财公司。

二是增加股权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支持金融子公司提高股权产品比重，支持信托公司发行证券投资信托产品，支持保险机构发行组合产品。

第三，推动银行与基金公司、银行与保险公司等机构深入合作。鼓励银行和金融子公司将更多合格的公募基金管理人纳入合作机构名单，研究出台保险机构投资私人理财产品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政策。

第四，引导商业银行有序处置不良资产，鼓励新设金融子公司增加证券投资。

第五，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委托投资、公共资金等渠道增加资本市场投资，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第六，保险公司应对股权资产配置实施差异化比例监管，引导保险机构向股权资产配置更多资金。

第五，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打开和修复全球供应链。要加大对国际产业链企业的融资支持，帮助其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出口占国内销售的比重。要支持出口企业尽快恢复与国外合作伙伴的业务联系，通过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方式稳定出口订单，充分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分担风险和损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优先保障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的资金需求，确保上下游链条顺畅稳定。

郭树清认为，COVID-19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深受其害。目前，世界各国必须搁置分歧，携手合作。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它是各国根据市场规则和发展趋势充分合作的产物，在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改善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任何“改头换面”或“开灶”都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合算的，这将极大地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短期内难以实现。

潘: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中国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在论坛上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而启动的。十年来，人民币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上海拥有相对完善的金融要素市场，聚集了相对健全、国际化水平较高的金融机构，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自COVID-19爆发肺炎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海建设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央行和外汇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潘表示，要坚持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的基础地位，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定价、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高，全球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迅速增加，金融中心的国际辐射效应不断增强。目前，中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是世界第二大市场，超过160万亿元，并已被纳入许多主流国际指数。国际机构配置的人民币资产达到6.4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年均增长近40%。下一步，央行和外汇局将支持上海充分发挥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创新和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同时，为了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应在坚持多渠道开放的同时，加快在岸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潘表示，中国金融市场采取渐进式和管道式开放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开放渠道。第一类是境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如沪深港、沪港通、沪宁通等。国际投资者通过离岸市场投资国内市场。第二，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市场，如qfii和rqfii，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第三类是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商业机构，直接在中国开展投融资业务。

“多渠道并存的开放模式，优势互补，更好地满足海外投资者的需求。”潘说，第一类互联渠道在开放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股票市场上，在“沪港通”渠道下，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60%；在债券市场，参与机构的数量和“债券互联”渠道下的日均交易量均高于直接市场准入渠道。

潘认为，随着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的增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熟，加快在岸市场开放将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辐射效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支持上海优化多渠道开放布局，同时顺应市场需求，积极扩大在岸市场开放，不断推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共同繁荣发展。

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要继续推动上海成为金融机构特别是财富管理机构和资产管理机构的聚集地。潘透露，央行和外汇局将推动已出台的各项开放政策的落实，研究推出新的开放措施，如扩大qdlp和qflp规模，探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融资管理模式，继续支持上海吸引更多世界级机构落户，推动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市场。

符合国际标准的法治和法治环境也至关重要。潘认为，高水平的法治和法治环境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是市场参与者信心的关键。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际需要，中央银行和外汇局会同有关部门，在证券名义持有和多层次托管制度、结算和交割方式、信息披露、会计准则、投资者保护、金融违法行为查处等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方面给予上海支持，并在上海加大努力，加快高层次金融法律的供给，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形成高质量的金融经营环境。

此外，上海需要高水平地对外开放其资本项目。潘表示，近年来，结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我们在上海实施了高水平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在外债融资、跨境资产转移、跨境人民币业务处理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开放措施，有效提升了上海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下一步，央行和外汇局将继续支持上海率先开放更高层次的资本项目。同时，加快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二合一管理框架，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审查机制，促进对外开放和风险防控。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