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挺：产业非基建 基建无新老 关键看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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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流行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的综合生产率可能还不到70%，第一季度的gdp可能会出现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最近资本市场上最流行的词是“新基础设施”。许多人建议，政府应该效仿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通过大规模投资“新基础设施”来实现稳定增长。中央电视台在去年3月的一份新闻报道中列出的新基础设施的七个主要领域也被许多媒体和市场参与者视为标准。这七个领域包括5g基站建设、UHV、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各种经纪公司争相推出相关概念股，许多股票飙升。股市已经提前分享了一场名为“新基础设施”的盛宴。

我认为政府确实需要启动一定规模的刺激计划来稳定总需求。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全球蔓延的范围就越广，对总需求的打击就越大，疫情过后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部门的刺激规模就越大。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还应该跟上科学技术的前沿，通过建设一系列新项目来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然而，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清楚地认识到以下几点。首先，我们不应该把工业和基础设施混为一谈，我们不应该让政府通过疫情对某些行业进行过度补贴。第二，基本建设是新旧的，关键是提高回报。根据国情选择合适的项目，确定基本建设的区域布局。第三，在反周期调整中，积极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和在建房地产项目的恢复，加快有计划项目的开工，而不是急于批准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走工业补贴的老路，造成新一轮的寻租行为。疫情既是需求冲击，也是供给冲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恢复工作和生产，加大救灾力度。对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封城居民给予现金补贴，不仅可以促进公平，也是一种有效的反周期调整政策，可以显著扩大消费需求。为了减少挤出效应，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财政支出救济资金。最后，我们应该看到，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三轮宽松的刺激，中国的刺激需求已经大大减少，政府应该谨慎使用其资源，珍惜受监管的/0。

什么是“新基础设施”？为什么我们不能混淆工业和基础设施？

什么是基础设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具有一些或全部特征，如规模效应、外部性、网络和收费困难。狭义的基础设施是指能源、交通、邮电等设施，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与商业服务、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卫生等方面相关的公共设施。城市是基础设施密集的地区，一般包括能源、水资源、给排水、交通、邮电、城市生态环境、城市防灾等系统。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建设和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可能很高，但事实上，在政府的适度控制下，私营部门也可以参与投资，甚至经营各种基础设施。自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政府和部分部委先后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数据中心和5g网络四个领域称为新基础设施。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央政府的指导，而不是机械地运用传统思维去理解甚至操作这些新领域。

具体来说，作为新一代的通信基础设施，5g网络既是“新”又是“基础设施”，是几个新兴产业的基础。虽然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数据中心具有一些基础设施的特征，但它们更像是通信和数据传输平台上的应用。对于政府来说，5g网络类似于交通和能源供应网络。在严格论证的前提下，国家可以通过其国有企业平台进行大规模布局和投资。然而，在通信网络的应用领域，政府应该给市场留有足够的空空间，以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认为，中央政府认识到上述产业的光明前景和战略重要性，并将其提升到“新基础设施”的高度，而不是大幅度增加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直接投资，或者通过大量财政补贴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在于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制定规则，保护产权，清除障碍，并允许市场有序运行。

中国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是中国通信行业的改革和快速发展，阿里、腾讯、百度、网易、京东等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人工智能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强大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就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而言，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通过无数次的试错和残酷的竞争，找到最佳的市场切入点和应用场景，但这不是政府的职能和专长。数据中心可能是特殊的，中国几家主要的国有电信运营商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巨额投资。但是，纵观国内外，民营企业在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方面并不逊色，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需求来推动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数据中心行业并不是“新的”。十多年前，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投资数据中心。然而，在许多地方，虽然建造了房屋，购买了先进的设备，但在管理上却被忽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大多数最终成为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曲解中央政府的战略规划，试图用大量政府投资或补贴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数据中心的发展，可能会破坏这些领域现有的健康生态，导致大量寻租行为，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从光伏电池板、风力发电和新能源汽车中学到了很多。

在中央电视台列出的新基础设施的七个主要领域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UHV、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相当特殊。经过仔细核实，我们发现这三个领域最近没有被中央政府或相关部委明确列为新的基础设施。

在这三个领域，充电桩几乎不能被视为基础设施，但严格来说，它们不是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是基础设施，但道路旁边的加油站不能被视为基础设施。首先，充电桩的问题是一个行业标准，政府或行业协会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政府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和补贴，鼓励甚至强制在主要停车场建设一批标准的充电桩。毕竟，补贴充电桩比补贴新能源汽车更合理，而且还可以避免过去普遍存在的寻租行为。但是，如果政府直接拨款投资于充电桩，可能就不合适了。

UHV属于能源基础设施，但它自上世纪中叶就存在了。它不是新的高科技或新的基础设施。UHV有利也有弊。关于它有许多争论。全球渗透率不高。采用UHV的关键是考虑其经济效益。在今后是否大规模推广UHV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前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考虑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区域布局，充分论证，听取非直接相关利益单位的专家意见，谨慎行事。我们应该避免的是，在UHV被贴上“新基础设施”的标签后，为了刺激需求而在没有充分展示的情况下，过快地推动投资和建设。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是标准的基础设施，但它们不是新的基础设施。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大陆第一条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是京津城际铁路，该铁路于2008年竣工并通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高铁。2015年股市崩盘后，政府批准了大量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然而，在2017年的最后一轮去杠杆化中，为了防止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借贷和投资低效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政府甚至终止了一些已经开工和正在建设的地铁项目，包括媒体广泛报道的包头和呼和浩特地铁项目。

基础设施是新旧的，关键是要回归

中央政府已经提出要重视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关键是要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后发优势和一些关键的比较优势，在某些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跨越。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未来，基于高速通信网络、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的中国也将在相关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率只有60%。这个城市有2亿多流动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居世界第80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不高，城市基础设施仍存在许多差距和不足。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的投资，还有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资。中国未来许多年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不在于新旧，而在于选择正确的位置和项目，保护民生，追求更高的综合回报率。

疫情过后，面对疲软的需求，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需求。据我们估计，今年5g网络基站、UHV、新能源充电桩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总投资约为4000亿元人民币，新增部分与去年的投资规模相比是有限的。在5g网络基站的投资方面，今年电信运营商的投资计划比去年翻了一番，现在根据疫情可能会适度加快。但是，在短时间内加快其他领域的投资规模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综合来看，这四个领域刺激需求的能力有限。中国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总投资约为1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的投资每年就应约为6000亿元人民币。最后，传统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是通过刺激基础设施需求来保持增长的关键。如何确保这方面的投资效率？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三点。

第一，加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导的城市化战略。与房地产一样，基础设施也有很强的地区属性。高铁和城市铁路不是新技术。关键是正确的项目是否能在正确的地方建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在大城市是必然趋势。一方面，过去几年的一些政策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货币化等政策对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刺激，这与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长期趋势背道而驰。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在被称为“新基础设施”的刺激浪潮中，政府在过去明确终止的低回报项目可以重新启动。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的情况:加快审批新项目，补贴一些被称为基础设施的工业项目，然后在去杠杆化时不得不停止一些在建项目。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财政资源并不雄厚，所以不能再翻来覆去了。在过去的十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随着中国储蓄率的下降，经常账户盈余甚至可能变成赤字，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阶段。

第二，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向别人学习，并提前计划。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许多大城市缺乏基本的防疫设施和能力。疫情发生后，如果有必要刺激内需，加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央政府可以补贴地方政府，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新建永久性而非临时性的防疫中心和传染病医院。这些设施可能不算是新的基础设施，但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稀缺了。在这方面，五年前建成的南京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南京等地的经验，中央政府可以迅速将这些设施复制到其他地区，以刺激内需，防患于未然。此外，对于一个初衷是追求人民幸福的政府来说，这些“无形投资”同样重要。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体系、医务人员培训和相关科学研究(如医药)方面的巨大不足，因此政府支出应加大向这些方面倾斜的力度。

第三，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最近，媒体热衷于报道几个省份制定数十万亿投资计划的故事。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受疫情影响，确实有必要进行一定规模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看到，经过过去10年的三轮宽松刺激，中国的反周期监管已经大大减少，政府应该谨慎使用资源，珍惜监管。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相比，中国政府宏观反周期调控的空效应大大降低，表现在储蓄率下降、经常账户几乎没有盈余、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比重下降、外债上升、内债高筑、投资回报率下降、房地产资源过度集中等方面。 和许多中小银行的资产当时，政府不太可能再次大规模刺激经济。 宏观政策刺激是有成本的，每一轮刺激都应该考虑在下一次危机爆发时为宽松政策留出空间。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几轮放松和刺激，政府有意或无意地用尽了大部分政策/空间。以减息为例，鉴于基准存款利率已经很低，减息的空效应很小。从信贷增长率来看，上一轮刺激中采用了几种新的融资渠道，但p2p和股权质押融资带来了许多严重问题。海外美元债券和国内高收益债券已进入还款高峰期，需要大量新发行的债券来维持股票融资的增长，难以再次用于有效提振经济。

加快恢复在建项目的工作，加大纾困力度，可以在短期内刺激需求

社区呼吁建设新基础设施的主要动机是增加投资以对冲经济衰退。除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外，新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区域没有大规模的在建工程，缺乏大量的储备项目；产业补贴容易导致寻租行为，这可能不会真正刺激经济；急于推出一些所谓的新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事实上，纾困和促进恢复工作是目前更有效的反周期调整政策；真正能在短期内提振需求的是加快恢复工作和增加救济。

春节过后，制造业、建筑业和大多数服务业都很难恢复工作。各种高频数据显示，返乡农民工复工比例可能低于65%，企业复合生产率可能低于70%。现在看来，理想的情况是，湖北以外约90%的企业能够在3月底前恢复工作和生产。无法恢复工作和生产首先会影响供应，但同时也会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工厂和建筑项目无法迅速恢复，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和收入也受到很大影响，从而降低了家庭消费和投资需求。为了对冲总需求的短期短缺，新基础设施的规模是不够的。真正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集中精力确保恢复现有的基础设施项目，确保建筑工人的及时到达和原材料的运输。计划今年开工的项目已经全部计划好了。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甚至一些紧急财政政策来提供财政支持，以加速这些项目的启动。政府甚至可以对在建的房地产项目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从而确保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在3月份和随后几个月出现反弹。

在纾困方面，近期出台了大量政策，从延长贷款期限、分阶段减免利息、税收、租金、道路通行费、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到增加失业救济金的分配。这些政策非常值得认可。如果疫情在未来几周内持续，企业的救援工作应该及时加大。

救济的另一个方面是补贴受疫情影响的居民。在武汉以外的地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应得到补贴，这种补贴应与留住员工和复工挂钩，以维持企业的生存，同时间接补贴员工，为复工和复工提供基本保障。武汉关闭后，武汉本地居民和外国人为我国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牺牲，中央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疫情过后，湖北，特别是武汉，仍可能面临企业返岗、人员就业、部分行业(特别是旅游、餐饮等服务业)需求疲软等各种困难，国家应予以帮助。

这些补贴可以现金或购物凭证的形式支付。当然，从方便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金更合适。假设城市关闭后有800万人口，如果按每人1万人的标准给予补贴，总额将达到8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8%。如果扩大分配规模，在湖北省关闭期间，除武汉外的5000万人将获得每人3000元的平均补贴，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湖北省的总额将达到2300亿元，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至于资金来源，为了避免挤占，我认为财政部最好通过向央行发行特别债券来筹集资金。我认为这种补贴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公平，还可以扩大消费需求。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