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水平将进入长期平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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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cpi指数发布后，市场终于放下了悬而未决的心。自今年初以来，相对充裕的流动性让市场对上行通胀保持警惕。然而，笔者认为，即使价格在短期内没有明显下降，中国的价格水平也将进入一个长期的低增长和稳定期，而这个长期稳定的价格将与过去40年的价格保持一致。高波动和高增长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从cpi固定基数指数(1978 =100)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物价上涨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物价水平在10年间翻了一番，从1990年的216.4上升到1999年的432.2。在此期间前后，价格上涨相对稳定。在此期间，中国物价涨幅领先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本身带来了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三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一种半自然的经济状态中，这就决定了中国许多消费品的生产要素并没有反映在价格中。当农民出售剩余农产品时，他们只要求边际成本，这通常是他的额外劳动价格接近于零，而农产品的土地要素和资本投资并没有反映在出售价格中。随着中国商业化进程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进带动了对要素收益的需求。在商品成本的货币计算中没有考虑的生产因素越来越多地得到反映。只要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吸收过程继续下去，物价总水平就不会停止上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价格改革实际上是这一过程在市场上的表现。城市和国有经济也存在会计核算不足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一方面从边际成本定价转向平均成本定价，另一方面边际成本核算和平均成本核算中包含的因素增加，从而推高了总价格水平。

同时，1993年以前，中国的增值税制度还没有完全铺开，1994年以后，中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对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增加了经营成本，因此一般物价水平上升，货币贬值。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与劳动力和土地相比，化肥和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比例大大增加。投入要素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将增加，从而进一步带来成本的增加。尽管由于经济生产力的进步，单位产品税率有所下降，但工业投入比重的增加导致税收比重的增加。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但在间接税制度下，它也带来了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

根据经济周期中通货膨胀表征函数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的观察视角和关注焦点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食品价格关注阶段。当面包和肉很贵时，其他需求就会下降。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之一是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的焦点一直是食品价格。当时，农产品进出口管理在国际贸易中是周期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核心价格关注阶段。随着生产的进步，食物等基本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其价格波动不依赖于需求，而是受生产的影响，而供应冲击被认为是非周期性的。因此，二战后，西方对通胀的关注转向了核心通胀。通货膨胀的核心价格观察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兴起。

第三阶段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阶段。在经济繁荣时期，价格通常会上涨，因此通货膨胀也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通货膨胀的变化逐渐偏离了经济周期，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对这一现象的普遍解释是，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具有超高规模的经济效应。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越广泛，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

从表面上看，中国目前的价格趋势非常复杂。然而，根据观察通货膨胀的三个阶段，未来的长期价格趋势取决于经济系统中成本因素的变化，而长期观点中的货币因素已退居第二位。中国未来30到40年的价格运行将比改革开放后的40年低一步。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方向是服务业和信息化，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信息化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与工业化带来的增税相比，服务业没有增税效应，因此未来的价格上涨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的技术进步。

未来的货币环境可能面临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数字现金替代信用货币，以及货币政策转向金融稳定的目标。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打破了价格长期稳定的历史。未来，如果数字现金取代信用货币，将再次有利于价格的稳定。同时，随着货币政策转向金融稳定，流动性的速度将更接近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从而减缓物价上涨的步伐。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