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重新评估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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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要点

第二波冲击何时会缓解，直接取决于国际流行趋势。第二波冲击的时间将比第一波冲击长得多，第二波冲击带来的增长损害也很有可能超过前者。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和适应这一现实，即从传统的增长模式向“战争流行病增长模式”过渡很长一段时间。“战争与流行病增长模型”下的3%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传统增长模型下的6%。增长目标的评价应作相应调整，建议采用“相对增长率”的评价方法。

经济复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疫情持续的时间，另一个是生产能力受损的程度。短期政策应侧重于“复苏”、“救助”和“风险规避”。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救助，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对冲。

短期政策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稳定增长首先关注稳定消费；第二，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补贴不应该采取毛毛雨的形式，而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数额；第三，在第二波冲击下，要给外贸企业留足弹药。

未来五到十年，加快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结构潜力。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窗口”。据初步估计，在未来十年内，都市区的建设每年至少将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0.5-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力，这不仅将为应对疫情的影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大幅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建议推出一揽子改革和发展计划，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大都市区的建设。

——刘世锦中国金融四十论坛学术顾问、CPPCC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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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战争流行病增长模式下的经济形势

文本|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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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低估第二波冲击。在转化为战争流行病增长模型后，我们可以用相对增长率来评价增长情况

今年年初，中国经济首次受到疫情的冲击，疫情几乎停止了一个多月，现在正在逐步恢复。然而，海外疫情正处于日益加剧的焦虑状态，总体上仍无转捩点。

根据世贸组织的最新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增长率将从-2.5%降至-8.8%，出口增长率将从-17.1%降至-40.9%，进口增长率将从-14.5%降至-33.8%。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1.4%，进口同比下降0.7%。第二季度后，预计海外疫情将对中国进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并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第二波。据推测，中国全年进出口将下降15%-20%，尤其是服务贸易。

有一种观点认为，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对较低，只要净出口没有大幅负增长，对国内增长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在正常增长条件下确实如此，但如果出口在短期内下降太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停产，将直接影响国内消费、投资和就业。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对gdp的影响将达到0.2个百分点左右。最近的信息显示，外贸企业的订单已经跌落悬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出口从最高点下降了30个百分点，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7个百分点。

第二波冲击何时会缓解直接取决于国际疫情，而国际疫情存在三大不确定性。首先，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后都有一个拐点，但在现有的控制模式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清除，而且会有一条相当长的尾巴；第二，印度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疫情爆发期；第三，这种流行病是否会持续多年甚至很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波冲击的时间将比第一波冲击长得多，第二波冲击带来的增长损害也很有可能超过前者。

我同意，全球流行病的结束并不取决于最早和最快的国家，而是取决于最差的国家，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相互关联的地球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和适应这一现实，即从传统的增长模式向“战争流行病增长模式”长期转变。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需要付出“战争流行病贴现成本”，也就是说，总是需要拿出一些资源来防止内部反弹和外部投入，经济难以全速运行和实现潜在增长率。

这样，2020年的增长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预计第一季度将收缩-5%，第二季度将有一定的正增长。不考虑第二波冲击，假设第三和第四季度受到反弹和刺激因素的支持，这比潜在增长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达到约8%的增幅。然而，考虑到第二波冲击的影响，将价值降低2-3个百分点并实现约3%的年增长率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战争-流行病增长模型”下的3%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常规增长模型下的6%的含金量。

应相应调整增长目标的评估。建议采用“相对增长率”的评价方法，即利用中国增长率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比值或差值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采用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这种流行病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与过去相比，如果这一比率稳定或上升，就表明中国的经济表现是好的，否则就是差的。以差异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9%，中国为6.1%，相对增长率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长率为-2.5%，中国为3%，那么相对增长率将为5.5%，高于去年。

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优点是，不必过多地坚持以前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使用过度刺激来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设定的目标，而是在战争和流行病增长模式的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和实施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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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的首要和关键点是稳定消费。直接补贴不可能是毛毛雨。在第二波冲击下，有必要为受困的外贸企业留下足够的弹药

短期政策应该适应这次经济冲击的特点。这种急剧的经济衰退是一种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而不是内部经济问题，如需求严重不足和杠杆率过高。这不同于以往的金融或经济危机。

经济复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疫情持续的时间，另一个是生产能力受损的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短，生产能力有限，疫情过后可能会出现V型反弹；如果疫情持续较长时间或产能严重受损，就不容易反弹。除了尽快控制疫情，短期政策的重点是尽量减少对生产能力的损害和保护生产力。

短期政策应侧重于“复苏”、“救助”和“风险规避”。复苏是重新连接中断的供应和需求。有些人强调扩大需求。事实上，当务之急是恢复需求。救济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甚至无法生存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套期保值是为了防范和控制经济中现存的结构性矛盾可能带来的风险，防止旧的矛盾导致新的问题。关键是要防止金融系统关闭和流动性紧张造成的混乱。

从这个角度看，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救济。国家决定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救助。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规避风险。应该说，美联储这次反应相当迅速，通过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稳定预期，它防止了金融体系的混乱甚至崩溃。当然，成本也很高。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3月份发布的财务数据显示，社会福利指标大幅上升。当实体经济突然放缓，几乎停止时，只有增加流动性注入，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运行。然而，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在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仍有相当大的结构性增长潜力。对经济的刺激主要取决于结构潜力，而非宏观政策。因此，中国也应该能够将货币政策保持在正常状态，而不是跟随负利率。

短期政策需要关注三个问题。

首先，稳定增长首先是稳定消费。过去，我们遇到经济不景气时，首先想到的是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与当时的增长阶段和经济结构有关。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施了4万亿刺激计划。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支出方式中，投资比例为62.8%，消费比例为42.5%。到2019年，投资比重已经下降到17.2%，消费比重上升到66.9%，家庭消费比重达到49.5%。这组数据表明，目前稳定增长的首要和关键点是稳定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如果这个大头不稳定，整个经济就会不稳定。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小的头，这不能稳定整体局势。

第二，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补贴。这是一个直接源于稳定消费的问题。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在没有太多限制的情况下发放优惠券，仍然可以讨论。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发给居民账户。我们的缺点是，识别和补贴低收入人群的基础设施尚未普遍建立。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到目前的水平，建设这一“新基础设施”应该不难，而目前的需求也提供了弥补不足的机会。在短期内，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渠道信息，如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低收入人群，以及纳税申报系统。这种补贴至少要注意三点:它确实是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尽可能多花钱；你不能采取这种形式，毛毛下雨，你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数额，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还应该讨论一个相关的认知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意味着给予福利和培养懒人。直接而言，补贴可以稳定消费和增长，一些补贴将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补贴低收入群体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保护生产率和提高人力资本，因为低收入群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们是促进人力资本的最大生产者。

第三，在第二波冲击下，要给外贸企业留足弹药。救援企业的资源要平衡使用，子弹不能一次打完。第二次冲击波刚刚开始，还不清楚峰和尾在哪里。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部分。如果这些企业倒闭，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将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应该把大部分救灾资源投入这个领域。

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也可以与对外贸企业的援助相结合。对于外贸企业中有一定收入水平的员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帮助企业稳定劳动力，使他们在扩大消费、降低成本的同时稳定就业，使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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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以要素市场改革推进都市圈建设，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窗口”

即使经济复苏良好，增长仍将存在巨大差距。前面提到的“战争流行病的成本折扣”应该有新的要求。如何刺激新的增长势头，是中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相匹配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五到十年，加快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结构潜力。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窗口”。

以空为代表的所谓大都市地区，是一个一小时的通勤圈，或在现有核心城市周围约50-70公里范围内(不同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许多小城镇已经发展起来，它们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网络系统。

总的来说，都市圈的发展集中在这个“圈”的发展上，通过缓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扩大城市化的空空间，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转型升级。具体来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有利于调整人口结构，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有利于职业和居住的平衡，减缓拥堵、污染和通勤压力；有利于改善城市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的生活条件，获得他们应得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促进生产生活向高质量、可持续、弹性的新发展模式转变。

从增长势头来看，小城镇要新建和改建大量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利用轨道交通连接小城镇和城市，在产业集聚的小城镇进行新的产业投资，这不仅可以拉动消费，还可以带动大量投资。据初步估计，在未来十年内，都市区的建设每年至少将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0.5-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力，这不仅将为应对疫情的影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最近，“新基础设施”的概念已经升温。就数量而言，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是所谓的旧基础设施。事实上，无论是旧基础设施还是新基础设施，在正确的地方投资都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的突出问题是投资场所和投资机制不对。如果你在大都市区投资，你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小。

回到现实，都市圈建设在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和政策等方面面临诸多障碍和制约。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好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和机制的意见》，其核心是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文件发表后，社会反响积极、热烈，可以说及时解决了大都市区建设面临的许多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这也再次表明，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建议以中央文件的实施为契机，推出一揽子改革发展规划，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大都市区建设，包括相关城市，重点关注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力巨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大都市区建设规划的制定或修订，并尽快出台，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开始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大都市地区的轨道交通和通信工程，这些项目已在早期阶段做好充分准备；制定计划并开始建造主要面向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的住房项目；推进农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选择一批小城镇，在核心城市开展老年社区建设试点。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移民在大都市地区的小城镇生活和工作创造有利环境；可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一些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大都市区改革和发展的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获得可以复制和推广的经验。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