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和投资者投入“国潮” 40%的潮牌竟然来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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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100公里的两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之间的火花，令人回味。

最近的情况是，这两个城市纷纷行动起来，瞄准具有国际水准的“时尚之都”:去年底，广州发布了《广州建设时尚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征求意见)。日前，深圳发布了《深圳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

“时尚之都”的轨道已经相当拥挤了。

消费水平高、风格突出的成都、杭州、厦门、青岛等城市都希望在“时尚”的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用一只脚跨过了“世界时尚之都”的门槛。

作为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广深都肩负着重任。

广东生产的服装一度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当服装行业被移民困扰多年的时候，广东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核心，通过注入时尚“灵魂”来寻找出路。

问题是，最早提出“时尚之都”的广州和深圳有什么优势？

时尚“落后”

时装周是全球时尚界的风向标和订购季节，也是城市一年两次聚集时尚资源打造品牌、激发灵感的亮点时刻。

受疫情影响，国内时装周不得不延期或改期。三天前，“云端时装周”在上海开幕。虽然形式已经改变，但它已经吸引了150多个品牌和设计师，以及10多个买家商店和平台。

但对于刚刚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深圳时装周来说，显然没那么容易。与大多数一年举办两次的时装周不同，深圳时装周一年只举办一次秋冬季展览。

现在，原定于3月底举行的深圳时装周已经延期。对于时间敏感的时尚界来说，深圳时装周的吸引力可能是个问号。

在业界眼中，广州和深圳时装周只能算是“后来者”。

在北京，成立于1997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是中国最早的时装周，而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时装周被认为是亚洲能与首尔和东京竞争的三大时装周之一。

然而，广州和深圳都在一线城市，且不说刚刚结束了五年的深圳时装周，即使始于2001年的广州国际时装节前后六年已经停办两次，其资质也远不如华北和上海。

落后一直是广州和深圳时装业的标签。

在广州，虽然“时尚之都”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广州却难以摆脱“奢华沙漠”的称号。

广州国际时装节举办多年后，2009年，广州提出将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国内贸易的重要交易场所和时尚消费信息的重要传播场所”，并投入2000亿元人民币补充商业体，打造时尚商业生态系统。

然而，与政府的热情相反，很多从业者都很冷漠，大多持观望态度。

有人曾尖锐地指出，“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广州的国际认可度不高。要打造一个“时尚之都”，必须经历一个培养氛围的“痛苦时期。”

当时有一种说法，香港、广州和上海分别是信息发布者、搬运工和售货员。广州时装业的发展意味着它不得不转向出版商或销售人员。

与广州相似，深圳的时尚产业也注重交易。独立时尚评论员、专栏作家冷云(音译)曾在深圳时装周上评论道:“品牌仍然是一种‘推销商品’的思维，而不是‘品牌’的思维。”因此，“从视觉上看，因为每个人都迎合市场，产品相似性太高，品牌标签太低。”

大产业，小品牌

广州和深圳是中国最早的服装铸造基地之一。

“三比一补充”带来了大量的OEM需求。和江苏、浙江、福建的工厂一样，他们也在不断地升级自己的产业，从贴牌生产中获得的经验成为他们打造自己品牌的开始。

数据显示，深圳自有品牌产品的产值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到5%增长到目前的80%。2016年，深圳服装业产值超过2000亿元，拥有2800多家服装企业、20多万名员工和近2000个自有服装品牌，在大城市一流商场的市场份额超过60%。

深圳引以为豪的是，它曾经是中国女装产业的重要重镇。来自深圳的品牌，如季风和女装，在上世纪90年代装饰了衣柜，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然而，这些品牌未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在行业评价中，深圳服装品牌的品牌认知度一直稍逊一筹。相反，来自江苏和浙江的米邦威和马森等品牌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为更多人所熟知。

2003年，浙江省服装出口量首次超过广东省。当时，有些人到广东服装厂参观，他们的普遍看法是:“打造自己的品牌，经验不足，成本高，风险大。”有人甚至认为，作为代工企业，“不打品牌更合适，品牌是通过长期合作积累起来的，而不是通过商业推广形成的。”

服装专家潘昆柔分析说:“广东企业不计名逐利，不仅在服装行业，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部分部门的制造省大，且其弱点明显。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波制造业浪潮从珠江三角洲流向长江三角洲。当时，许多制鞋和制衣企业关闭了在广东的工厂，在迁往东南亚的同时，许多人回到了江苏和浙江。

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徐建峰分析称:“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在发展潜力、人才集聚和消费市场等方面更具优势，这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为明显。”

具体来说，他们不仅有许多著名的学校，而且还聚集了各种专业人士，他们的文化氛围比广东的好。

2015年，《纺织服装周刊》的一次采访发现，zara关闭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四家铸造厂中的两家，原来的1万名工人减少到了2000-3000人。熟练工人的流失以及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一趋势难以逆转。

在这种流行病的情况下，这些服装厂的生活环境很困难。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纺织服装辅料交易市场聚集区之一，广州仲达纺织圈工厂复工后发现，全球疫情引发服装行业外贸订单“单剪潮”。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会长布萧蔷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服装商家的信心，其次是拉动国内服装需求，拉动方式必须把握。“这不是为了增加工厂的产量，而是为了有效拉动国内消费者对服装的需求。"

早期的“国潮”？

与上海相比，广州和深圳的时装业明显具有不同的特点。

作为中国时装业的“窗口”，上海每年都有数不清的时装展览。除了每年举办两次的上海时装周，大品牌不仅倾向于在上海展示他们在中国的第一场时装秀，还把上海作为他们巡回展览的一个重要节点。古驰的过去/未来、普拉达的荣耀秀等。，不仅为大品牌接触中国消费者搭建了平台，也为中国树立了行业标杆。

然而，对于广州和深圳来说，振兴大量现有服装工厂和品牌更为迫切。

图片来源:“百度民族潮流骄傲大数据”截图

2017年，“国潮”开始成为时尚界的“显学”。随着公众对服装的认知趋于理性，对“大牌”的盲目追求被品牌的个性化选择所取代。

从数据反映来看，根据《中国趋势消费发展白皮书》，从2016年到2018年，全国趋势品牌的渗透率从25%迅速上升到38%。

许多设计师和投资者都加入了“国家潮流”大军。据青通资本统计，2017年至2019年，共融资57个“潮派”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福建。

具体到城市，以近年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国潮”品牌为例。根据行业网站“潮派会”的统计，2018年，珠江三角洲的民族潮品牌数量远远超过长江三角洲，其中广州以20个品牌位居榜首。

图片来源:潮白会

广而深的吸引力是什么？

2010年，香港设计师汤尼·劳在深圳参与打造了暗黑破坏神的民族时尚品牌odbo。他曾经向媒体透露过这一选择的原因。“你已经在上海和北京看到了很多设计师品牌，他们的产品都有问题。公关可能更好，但跟不上生产。我们在深圳和广州有优势，供求关系更加灵活。”

与展示和消费相比，在这两个城市的新政策中，重点仍然是提升制造和设计水平。

以《深圳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为例，其主要任务之一是以R&D、技术和产业支撑体系改造现有服装制造业，提升产业设计能力。

但与此同时，行动计划也很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尚产业大而不强，品牌多而知名度低，高端人才缺乏，创新和创意水平低，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时尚传播弱。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张庆辉曾经指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功能正在从生产向消费转变，其基础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文化产品。在城市功能叠加的过程中，时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对于深圳和广州来说，这也是一个重塑理念的过程。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