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大规模扩内需成政策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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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这些数字创下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刊》独家采访时表示，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已经造成了停工效应，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他建议，下一步应该是大规模扩大内需，以填补空缺口，使中国经济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运行。

《时代周刊》:你如何看待今年1月至2月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和工业方面的数据？这和你之前的判断一致吗？刘元春:在1月23日武汉关闭之前，国民经济的运行是相当正常的。在疫情情况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月23日到2月底，疫情带来的锁定效应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很多参数都达到了有统计以来的新低，应该说比大多数人的估计都要差一点。例如，供给和需求同时下降，而生产需求的下降速度更快。这种流行病带来的封锁效应以前从未发生过。对于这种流行病会给哪些地区带来巨大影响，人们仍然缺乏判断。不久前，许多宏观研究团队预测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一些判断为负3%，一些判断为正5%。这反映出一场百年不遇的流行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认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结构的灵活性，它目前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效应明显体现在几个方面:1月和2月，高科技产品增长良好，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产量均呈现正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从商业指数来看，虽然1月和2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8%。因此，许多行业仍然有很强的弹性。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生产供给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最明显的是，1-2月医用防护材料产量同比增长127.5%，实现超负荷增长。总的来说，虽然投资在1月和2月有所下降，但并没有消失，而是由于疫情控制而停止生产，导致投资延迟。投资可能在3月或第二季度有一个全面的追赶过程，这将弥补这一点。纵观第一季度，三月份经济总量的比重相对较大。从目前恢复生产的情况来看，3月份的数据应该比预期的要好。今后，一些核心产业恢复生产后，补偿性生产能力将得以发挥。同时，消费的补偿也会显示出来。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一月到二月的数据。时代周刊:这种流行病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吗？刘元春:目前，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化。首先，没有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从失业率来看，虽然2月份全国城市调查的失业率为6.2%，比去年12月份高出1个百分点，但并没有出现失业潮。第二，资金链和产业链的损害也是好的，弹性应该是好的。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主体的期望和信心应该从疫情的影响中逐步调整。此外，每个人都关注的节点改革应该一个接一个地展开，以确保经济周期回到其最初的正常状态。“新基础设施是一个先锋，但它还没有成为主体”《时代周刊》:疫情过后，它会导致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吗？今年下半年消费是否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以抵消今年上半年的损失？刘元春:从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看，短期的流行病影响一般不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支付和购物方式可能会导致边缘群体的变化。例如，一些老人不想在网上购物，但这次他学会了。疫情可能会对网上和网下交易模式做出重大调整。然而，人们的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原因很简单。在疫情的影响下，无论国家如何补贴和救助，人们的整体收入水平仍将下降。经济复苏需要一个过程，人们的整体支付能力将被削弱。不足为奇的是，报复性消费不太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然而，不同地区已经开始对稳定消费大惊小怪，这可以对冲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时代周刊》:投资，尤其是以5g和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今年能打出稳定增长的旗帜吗？刘元春:这些年稳定增长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稳定投资。稳定投资有三个重要领域: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只有这三个部门同时发挥作用，中国的投资才能稳定。目前，很难仅仅依靠基础设施来促进投资。到去年年底，整个投资规模已经达到56万亿元，如果今年的增长率在5%左右，将接近60万亿元。过去，基本建设在投资规模中的比重不超过20%。尽管新基础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业内人士估计，“新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中的比例可能在10%左右。新基础设施的布局应符合社会产业发展的规律和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趋势。它可以是一个重要的措施和稳步增长的先锋，但很难成为主体。这与当前的投资模式和新基础设施的比例很小有关。《时代周刊》:下一步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投资？刘元春:首先，应该调整投资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预期。民间投资约占总投资的60%，因此有必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基本市场。其次，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升级投资也应加快。第三，在房地产方面，我们应该稳定房价和地价。如果房地产投资急剧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新的基础设施，无法填补缺口。第四，基础设施应进一步努力弥补不足。不仅是5g和数据中心等新基础设施，还有传统基础设施。应加快对社会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对民生项目的投资。《泰晤士报》周刊:“大规模扩大内需以填补空缺口: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与疫情爆发后有什么不同？刘元春:目前，有必要进一步打这场流行病的硬仗和阻击战。这是前提；第二，通过系统的行政援助和政策支持，国民经济的循环链不会断裂，但可以同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第三，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确保完成年度目标。目前，外部环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保持恶化是一个基本判断，但恶化的程度是不确定的。我们对外贸的依赖仍然超过30%。第一季度，疫情导致内部停工。下一步，外国经济可能会停止，这将对中国的外部需求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冲击的焦点可能会转移，政策的力度也可能会改变。通过大规模扩大内需，将弥补过去带来的空不足，中国经济将处于相对正常的运行状态。《时代周刊》:如何大规模扩大内需以填补空缺口？刘元春:目前，第一轮疫情影响的主体是投资，这导致了供给的损失。下一步主要是需求的损失，因此如何弥补需求的损失是复工后政策的核心点。最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正常需求能够通过大规模扩大内需而恢复到正常状态。从稳定需求本身来看，它必须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稳定内需的政策应该是灵活的。因为目前世界动荡的局势极不确定。在当前中国高债务水平下，核心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代周刊》:如何把握宏观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刘元春:首先，经济复苏的目标应该是适度和科学的。例如，我们应该对保持增长的“程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目标通过了这个“度”，就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二，谁将领导扩张性政策，其效果如何？有必要总结上一轮存在的问题，提高政策传导的效率。政策工具的使用应该更加精确和科学。在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大动荡的多重影响下，有些问题不能简单武断地处理。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